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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 书 历 史 渊 源

2011年04月01日 07:59:11 来源:滑县老庙乡第一初中 访问量:4507

篆 书 历 史 渊 源

 

    篆书,在我国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五体书中,位居第一,充分说明了它与其他四种书体的关系。亦即是说,其他四种书体均由篆书衍变而来,从中可看出篆书在中国书法(书体)发生、发展中的首要地位。因此,要分析中国书法各类书体的发生、发展变化,首先应该对篆书书体的来胧去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现在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普遍认为篆书是从甲骨文始,经过金文再到小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以时代为顺序则为殷商甲骨文,两周金文再到秦代小篆。


第一节 殷商时期甲骨文


  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已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文字系统,每一个字则表达一个比较固定的含义。
    商王朝自盘庚武丁迁殷至纣王灭国的270多年时间里,甲骨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由于时代的变迁和不同时期贞人刻手的不同,而龟甲兽骨上的刻辞的风格特征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董作宾关于甲骨文的五期分类:
    第一期:商代盘庚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34—1275年)。这一时期大字气势雄伟、磅礴,小字瑞庄、秀丽,疏密有致,以武丁时代为主,社会安定,政治稳定,是武丁以德治国的策略在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领域中的反映。主要贞人有宽、争、亘、永、毁、韦等100多位。
    第二期:祖甲祖庚时期(约公元前十二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祖甲、祖庚作为继承武丁守成的贤君,治理社会稳定,天下太平,在卜辞贞文中亦折射出这种谨饬、工整、循规蹈矩的风格。字形结体大小适中,行款也相对工稳,具有浓重的装饰意味。主要贞人有大、旅、行、喜、犬、荷、逐、尹、出等。
     第三期:廪辛、康丁时期(约公元前十二世纪下半叶,一世二王)。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定,征战不断,政治、经济、文化亦笼罩上一层燥动的阴影。其卜辞多粗糙、草率。
    第四期:武乙、文丁时期(约公元前十二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一世纪上半叶,二世二王)。武乙时期的书风奇峭险峻,气势挺拔。文丁时期的书风刀笔疲劲,苍劲洒落。
    第五期:帝乙、帝辛时期(约公元十一世纪中叶,二世二王)。这一时期因大兴复古之风,故其风格字体工整、严密秀丽、端庄谨严,一丝不苟。


第二节 两周秦汉金文

 

    ①商代金文。商代(约公元前十六世纪——公元前十一世纪)金文承甲骨文遗风,在商代初期已露端倪。因为受到甲骨文直接契刻的影响,商代初期的金文,追求刀刻的痕迹比较明显,因此,也就显得更稚拙可爱。另外一个物质条件是商代的冶炼技术还是雏型期,铸造的过程或许没有两周时工序复杂,而使铭文保持了较多的“刀刻”的意蕴而少了些“制作”的痕迹。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司毋戊方鼎》、《石簋断耳》、《庚姬尊》、《弋其卣》、《戌嗣子鼎》、《毓祖丁卣》、州、臣蜍犀尊》等。在商代的青铜器中,《司毋戊鼎》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该鼎属商代晚期器铭,字数只有三个。1939年于河南省安阳武官村商基出土。鼎呈方形,通高139cm,器口110×78cm,重875公斤,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青铜礼器,腹壁铸铭“司(亦有释作“后”的)毋戊”三字。据专家考证,“母戊”为武乙配偶,该鼎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出版社《商周青铜器铭文选》著录。“司母戊”既承甲骨文起笔收笔尖利的遗风,又融入了圆润、浑厚、朴拙的气韵,给人以“肇域彼四海”的光辉和雄强。目睹875公斤的大鼎,再欣赏“司母戊”气度不凡的铭文,使我们联想到商王朝的鼎盛与雄强。
    商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弋其卣》(沙孟海编《中国书法史图录》著录,《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中作《四礼邲其壶铭》)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字数较多的器物。该器铭为商纣王四年器,大篆,8行,共42字,现藏故宫博物院,文物出版社《商周青铜器铭文选》著录。
    西周金文。西周(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公元前771年)时期的文字,基本上都是依靠青铜器铭文的铸款而遗留保存下来。金文发展至西周中晚期,已臻繁荣昌盛。这一时期,不仅金文风格瑰丽、多姿,而且出现了长篇大论的铭文,二三百字的铭文司空见惯。康王时期的《盂鼎乙器》铭文达390多字,更有甚者,宣王时期的《毛公鼎》,不但体制恢宏雄伟,气势磅礴,风格姿肆汪洋,文章儒雅高古,而且铭文竟达497字。这样的“庞然大物”,在西周时期的文化格局中集中体现出它不同凡响的气度与书法艺术的双重价值。《散氏盘》亦是西周金文中很有代表性的器铭。这件为西周万王时期器铭,被称为“金文中的草书”,由此可想而知它所具有的书法艺术审美上的价值。另外《留鼎》、《大克鼎》、《墙盘》等等,都是西周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春秋战国时期金文(约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与西周王权的相对集中比较,春秋战国时的王权就显得相对的分散。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铸造均为王室或有限的几个铸造中心来承担完成,而到了春秋时代,随着王室的逐渐衰落,政权的威力也就逐渐削弱,于是,各诸候国各自为政的大规模地进行青铜器的铸造制作。其铭文承袭西周晚期的风格,章法、结构大都趋向纤巧,奇肆。这一时期的金文主要以吴楚金文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楚、吴、越、徐、许诸国。如《王孙遗者钟》、《越王勾践剑》、《王子午鼎》、《吴王大夫差》、《蔡候申盘》等为代表。战国时代的金文,承西周与春秋的传统,世称“正轨体”。主要代表作品有《陈曼篮》、《陈侯午敦》、《商鞅量》、《诅楚文》(摹刻)等。
    “花体杂篆”。公元前770年,随着王室的迁都洛阳,各诸侯国对天子的尊奉名实已相去甚远。一时间,各诸侯国间的征伐兼并,称霸会盟,影响所至,区域性的王室文化和礼乐精神更具斑斓色彩。体现国力强盛的青铜器、铭文的铸造也日渐繁杂,花纹化、图案化的盛行,使楚金文具有了浓艳装饰美感趣味。我们将此称为花体杂篆体式。以鸟、虫、凤、龙为线形所构成的花体杂篆极具装饰美感的楚金文,一时风糜于春秋战国大约150余年的时间里,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楚、吴、越等国。《曾侯乙编钟》简化虫书线条的轻松曼妙;《王子午鼎》线条的奇肆张扬、摇摇欲飞之势;《楚王舀璋戈铭》字形的故意拉长,结构的大胆夸张;《越王勾践剑》线条的对称、装饰,笔画的流动感,都呈现出一种奇特的艺术魅力。


第三节 秦代篆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从此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四分五裂、分疆而治的历史格局。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建立了规模强大的宏伟大业。伴随着秦在政治上的强权和军事上的强盛,在文化上也实行强权专制。“书同文,车同轨”即是在文化上强权专制的具体实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推行实用统一文字。秦文字的被推向六国,并不是文字本身的一种优胜劣汰的结果,而是一种文化依附于政治、军事的独特现象。这一现象,在中国书法艺术(文字发展)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是带有非常浓郁的政治、军事强权色彩。因而,它具有非常独特的典型意义。许慎《说文解字》言:“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俱不传),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篆书的走向成熟,是以小篆的体式完备为标志的。《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会稽刻石》等即是小篆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小篆的标准化,作为秦始皇文化专制在书法上的表现,它的推广与普及,远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理想,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使用文字(书体)的社会环境中,秦代书法史上书法的复线形态慢慢开始出现。许慎《说文解字序》所说的秦书八体中除了小篆以外,其他诸体应该是在民间广为流传并应用广泛。从书体使用(文字体式)的实际出发,在同一个时空范围内,.我们看到了秦代书法构成两种不同的文字(书法体式)的复线形态。一是就篆书体式而言,即有①秦刻石与秦诏版、权量之间的复线形态。这是一种正(刻石)与草(诏版、权量)的复线形态。同属于官方正体(歌功颂德与颁布诏令)。②刻石与简牍、帛书之间的复线形态。这亦是一种正(刻石)与草(简牍、帛书)的复线形态。基本上属于官方(正体)与民间(草体)的复线形态。二是篆书与隶书之间的复线形态,——文字正规正体与草率草体的复线形态,即官方正体与民间草体的复线形态。
    从秦代书法发展(篆书)复线形态的出现,我们看到了主动与被动、审美与实用、官方与民间、目的与动机等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既对立又统一地和平共处,构成了秦代这样一个特殊的书法发展历史段。


第四节 汉代篆书


  随着秦王朝统治的覆灭,强权下的文化专制亦日暮西山。于是,秦代书法的复线形态更凸现出它旺盛的生命活力。秦隶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进行交流的重要书体(文字)。到了东汉初年,“秦隶”也逐渐被汉代隶书所取代。整个东汉至三国时期,篆书碑刻主要有:《祀三公山碑》、《开母庙石阙铭》、《嵩山少室石阙铭》、《嵩山太室石阙铭》、《袁安碑》、《袁敞碑》等。量器铭文有《新莽嘉量》等,另有《孔宙碑》、《娄寿碑》、《韩仁》、《张迁碑》、《西狭颂》等汉碑篆书碑额以及三国魏时正始年间的《三体石经》等。我国第一部关于古文字的整理、著录的专著的问世,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这部依据“六书”解说文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考证字源的专著,对我国的文字学研究和书法艺术发展史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第五节 唐宋元明篆书


  篆书在唐宋元明时代处于低谷状态,但就个人的创作成就而言,仍涌现出了一些著名书家及书作。比如唐代的李阳冰、徐铉(摹刻《峄山刻石》)、徐锴、释梦英等。元代的赵孟顺、吾丘衍等。明代的李东,阳、赵宦光等。在此特别值得强调的是①唐代李阳冰的篆书,开创了“铁线篆”的新时代,为篆书的变革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②元人吾丘衍所著《学古篇?三十六举》,其中一些关于篆法的独到的见解与精辟论述,对篆书书体的创作及理论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第六节 清代篆书


  清代碑学的崛起和振兴,为篆书的复兴与昌盛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社会舞台。追求篆隶书,特别是篆书,本身就包含一种上追三代吉金、秦汉的尚古风气。然而,这种尚古之风又不是纯粹的“复古”行为。清代入学习碑刻,追摹三代、追摹秦汉,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偶像”、作为一种传统的重复,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流派依据提取出来,以自我全新的观念进行诠释,在风格、技巧诸方面加以破坏和重构。因此,我们说,篆书到了清代是一个崭新的诠释时代。清代书家在以其所提取的风格依据中,找到了既古老又崭新的篆书北碑书体式。
    清代,作为书法的诠释时代,篆书创作的昌盛是有目共睹的实事。在灿若星汉的清代书家群中,篆书创作并有高深造诣的书家亦不在少数。王澍、周亮工、邓石如、钱坫、孙星衍、朱为弼、何绍基、杨沂孙、胡澍、赵之谦、吴大激、王懿荣、徐三庚等等都是篆书方面的一代名家。其中邓石如、杨沂孙、赵之谦等书家都可领一代风流。而我们在此选择邓石如作为分析研究对象而没有选择其他书家,是基于邓石如的篆书所具有代表意义。他的篆书正是清代既古老又有崭新的篆书北碑体式。邓石如,这个被誉为“国朝四体第一”(篆隶行草)的大家,以对篆书书体的体察入微与独特感悟,来营造他心目中的小篆。他的篆书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在于把篆书体式拉长并呈开放型结构,并以圆转流畅的线条——这与上古质朴的线条的审美品格完全不同,创作出了既玉筋垂拱又跌宕起伏、变化多姿深受世人爱戴的北碑体式篆书。

编辑:郭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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